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中，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反面人物祁同伟忽然引起部分网民的恻隐之心。剧中祁同伟拒捕，喊叫着“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审判我！”饮弹自尽，这位以身为棋、渴求“胜天半子”的男子，终于为世道所不容，令人扼腕叹息。
出身寒门的祁同伟，凭借自身努力考上汉东大学政法系，当上学生会主席，本以为知识和吃苦耐劳可以改变命运。不想因为一位副省级领导的女儿追求无果，被分配到大山深处的乡镇司法所当助理，在缉毒行动中身中三枪，立下大功，却依然无法走出深山。从白发苍苍的老所长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于是，祁同伟回到汉东大学，在校园操场上惊天一跪，当众向这位副省级领导的女儿求婚。从这一刻起，这位农家子弟的自尊被粉碎，命运却峰回路转，一路得到关照，官至省公安厅厅长。有网民称，从祁同伟身上，看到的是草根遭遇权贵阶层的残酷“碾压”，心有戚戚焉。
然而，不能因此无视祁同伟的违法乱纪。他与“富姐”勾兑权色钱，侵吞国家资产；把亲朋好友都违规安排进公安系统，一字不识的人也当上了辅警；让轮奸女性的罪犯逍遥法外。为了避免暴露，他指使人制造车祸，陷害了反贪局局长。祁同伟的身败名裂是咎由自取，寒门子弟的身份，不能损害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也不是践踏道德底线的借口。
“罗宾汉情结”和网上“黑五类”
在舆论热点中，不少网民表现出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渴望，对于执法者形成了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与此同时，也有网民习惯于将特定的个人归入某一类人群，给予无差别的同情或鄙视，例如，摊贩必定是受城管欺负，警察必定是草菅人命。网络舆论呈现出“罗宾汉情结”，对五类传统的弱势群体给予深切的同情，包括被下岗工人、农民工、被强制拆迁的业主、摊贩、访民；网上还有“黑五类”一说。在现实生活中，五类相对强势的群体被妖魔化了，包括公务员、警察、城管、医生、教师。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强势群体欺负弱势群体的现象，但是否在每个地方、每个场合都像网上渲染的这么严重？
湖南临武县果农邓正加在县城卖瓜时与城管发生冲突，“外力作用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网传死者倒地前遭城管持秤砣重击头部。涉案城管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几个月后，秤砣再次出现。在四川南充，卖菜的小摊贩夫妻用秤砣砸昏了一名城管。这说明，城管的暴力执法和摊贩的暴力抗法都有存在，但有关邓正加之死的报道和帖文铺天盖地，而有关南充菜市场冲突的报道和帖文却少之又少。
在城管与摊贩关系这一问题上，一些网民、媒体和网站往往选边站，不问是非，只问善恶，而且善和恶都是长期受网络偏激情绪所浸润渲染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这种“刻板印象”，在匿名发帖、网络社区密切交流的情况下，让负面情绪交叉感染，轮番放大，容易产生“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倾向。
2015年在网上沸沸扬扬的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暴力袭警事件中，中年乘客徐纯合酒后肇事、袭警，危害公众安全，被警察一枪毙命。网传徐纯合家境极度贫困，带着一家老小坐火车到北京上访，在火车站遭遇基层干部截访，所以才迁怒于其他乘客，阻扰众人上车，从而与警察发生冲突。“访民”和“截访”是网络舆论的痛点。据媒体报道，就在国家信访局门口，还发生过地方信访干部非法拦阻、羁押访民，导致访民非正常死亡的恶劣事件。徐纯合被贴上“访民”的标签，被打死就引起了舆论的义愤。如果有关部门第一时间晒出徐纯合一家的火车票（庆安到辽宁金州），网民的心态会冷静得多，因为黑龙江人不可能跑到邻省去上访。去标签化，就事论事，避免社会转型期的深层矛盾在某个地方的个案中转移、聚焦和发酵，避免刺激民众的敏感神经，是舆情应对的一个重要注意事项。
不问是非，只问善恶？
近年来，我们多次遭遇过网络热点事件的过度联想和过度解读。还记得2010年的药家鑫案吗？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倒餐饮店帮工张妙，怕伤者纠缠，连捅八刀致对方当场死亡。张妙家一贫如洗，而网传药家鑫的父亲是军代表，在西安有4套住房，有能力干预司法。这样，药被贴上了“官二代”“军二代”的标签。药家鑫交通肇事杀人案，一时间似乎变成了两个家庭、两个阶层之间的对决。甚至有网民断言：“药家鑫和法律，药家鑫和中国，只能活一个！”
实际上，药父原在一家军工企业任工程师，从事技术管理工作，并非身居要职，事发时已退役；住单位无产权证房，面积108平方米，并非网传200平方米以上，也没有四套房。药家鑫父母对儿子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感到气愤和痛心，对遇害者及家人造成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和愧疚”，最终得到了公众的谅解。药家鑫被执行死刑。而药父愤然起诉当初在网上散布谣言、名誉侵权的人。
在2009年5月杭州“欺实马”事件中，肇事者胡彬驾驶改装后的三菱轿车，违章飙车时，撞飞了经由人行道横穿马路的科技公司职员谭卓，致其当场死亡。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车速在70码（公里）”，被网民怀疑袒护富家子弟而闹得物议沸腾。胡彬的富家子弟身份，谭卓的平民家庭出身、浙江大学毕业的背景，都在网上被无限放大。时任杭州市市长的蔡奇批示：“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惨剧，市交警支队要很好分析，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违法超速行车。对肇事者要依法严处。”鲜明的态度，弥补了“欺实马”在公众心头留下的疑窦，修复和提振了公众对政府和法律的信心。
2009年6月发生在南京江宁区的严重车祸，肇事司机张明宝醉酒驾车导致五死四伤，还不包括一位孕妇腹中的胎儿。张明宝是个体施工队负责人，车主是江苏省检察院一名副处级干部。记者找到这名干部时，他随口说了一句：“肯定要赔的，他是做生意的，应该能赔得起。”这句话被认为是检察院干部替小老板开脱，蔑视群众生命，被网民痛骂。时任省检察院检察长第一时间召开媒体通报会，表示检察院高度关注和重视此事，并让这名副处级干部介绍有关情况，谴责张明宝肇事，表态全力配合调查。这位检察长了解网民的敏感心理，安排迅速澄清事实，让检察院从舆论的漩涡中抽身。
过度解读背后是“集体焦虑”
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老百姓有各种利益诉求，需要借助互联网进行意见表达。在热点舆情个案背后，是公众对社会深层矛盾内心的“集体焦虑”。
2010年12月，有18名复旦大学“驴友”在暴雨之夜被困黄山，一位队员向在上海的二姨夫求助，打110报警。在他的努力下，上海、安徽和黄山三地警方联动，救出了这18人。网民猜测，此人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神秘人物，甚至有人说他是市委常委。其实，“二姨夫”只是一名普通下岗工人。《人民日报》评论就此作出冷静分析：“二姨夫猜想”，只是众多热点公共事件的一个侧影。在这些事件中，公众心里有一根弦始终紧绷。大家对事件背后的人际关系、权力影响、可能存在的潜规则保持高度警觉，有时甚至到了“过敏”的程度。一些领导干部行为确实有失检点，以权谋私现象的确并不鲜见。不少情况下，上海的“二姨夫”只是在替另外某个地方的“二姨夫”埋单，而不能怪舆论戴着“有色眼镜”。
毋庸讳言，像祁同伟这样的荧屏形象，在观众和网民中引起情感波澜，与当前社会流动缓慢、阶层固化有关。原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说过：“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即使大学毕业，很多学业不错的年轻人面对一线城市的高房价，也难以安身成家。当前迫切需要拓展年轻人的就业和创业渠道，特别是多提供互联网平台上的发展机会，增强弱势群体的民生保障，才能让人心回暖，从而釜底抽薪，消解网上的戾气。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曾经呼吁：“当财富越来越集中，当贫穷出现代际传承，我们当警醒。给‘田舍郎’辟一条上升通道，给穷孩子许一个可期的未来。青年有梦想，中国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