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已改变了中国变革社会中的舆论格局，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也越来越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领域与影响变量。
必须不断提高发展和治理能力，推动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建立健全有效化解分歧、缓释矛盾、整合意见的常态化、程序化制度机制。
在中国社会利益结构、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多样化的条件下，舆论生态是否健康有序，各种意见能否有效整合包容，多样诉求能否充分理性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共识能否达成，即能否找到“最大公约数”。这样，建设良好舆论生态的过程，也就是在尊重差异、多样、分歧的基础上，不断寻求共识、拓展共识、增进共识的过程。
网络变革舆论生态
网络沟通具有互动性、快捷性、平等性等特征。
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了网络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升级、网民规模的不断扩大，网络在信息流通、集聚、共享，在诉求表达、意见沟通、民意吸纳等方面的平台功能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发生与传播、扩散与发酵、加工与再造的空间。近年来，网下发生的各种热点、焦点、疑点问题和突发事件，都会转移至网上，并快速传播、扩散，演化为网络舆论，甚至一些舆论在网络空间被“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来。显然，网络已改变了中国变革社会中的舆论格局，塑造着党和政府治理的新内涵新环境，而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也越来越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领域与影响变量。
网络沟通具有互动性、快捷性、平等性等特征。它传递原生态的社会情绪、诉求和意见，为政府提供了问需、问计、问政于民的窗口，为发现、甄别、回应、疏导民情民意搭建了及时、平等对话沟通的平台，有助于消除隔阂、缩小分歧、化解矛盾、增进共识，形成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但是，互联网发展造就的是一个复杂的“人造”生态，它可能是正能量的扩音器，也可能是负舆论的搅拌机。
如果说在前互联网条件下，舆论生态主要是在政府（媒体）—民众二元互动中促生的，那么在互联网环境下，则是在政府—媒介—民众三维沟通中形成的。而网络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媒介格局，让小角色、小人物、小百姓都成了“麦克风”、自媒体，享受着“均等”的话语权，成为舆论场的参与者、传播者。特别是微博微信的出现，更进一步降低了这一门槛。
同时，与其他舆论不同，网络舆论生态有其独特性。这表现为：话语权配置“去中心”，言论表达“无忌讳”，信息传输高速、扁平化，议程设置自下而上，话语表达后现代等。这意味着，有7亿人参与的中国网络舆论场是一个各色人等聚集的公共空间，是一个热情表达、激情参与的“广场政治”。情境往往是：广场的“政治家”即那些能言善辩的“意见领袖”，公开发表观点、表达见解，其观点和主张会被其他网民即听众，广泛接受并得以传播。而中国网民结构又具有年轻化、“草根化”特征，他们借助网络平台聚集起来之后，在不自觉地融入“广场政治”所营造的舆论氛围过程中，情绪很容易被感染，变得急躁、冲动，甚至偏执、极端，表现得从众、盲目。这也是群体心理学研究中集群行动的一般规律。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原则
建设良好舆论生态，最关键的是要平衡“一”与“多”的关系。
不少事实说明，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围绕特定公共事件讨论和表达的各种观点、意见与诉求，其理性水准难言很高。如果政府部门在聚光灯下对事件处置态度模糊、有意无意隐瞒信息，介入时机失当、举措不力，那么哪怕是部分颇具正能量的事件在“涟漪效应”“沉默螺旋效应”等网络信息传播规律的作用下，其信息也会失真失实，或被加工再造，被歪曲放大、娱乐化、再框架化；或成为情绪化的“怨恨”排泄，呈现为“想象的征服”；或被“民粹”绑架，滋生“语言暴力”；或发酵“翻转”，演化为负舆论，甚至移至网下，伤害社会秩序。这样的舆论生态，如任其大行其道、“野蛮成长”，意见整合、共识凝聚就会愈加困难。就此而言，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就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
近年来政府开始提倡互联网思维，对网络舆论主战场的认识更为清晰，舆论危机处置能力也在增强。特别是在网络规则初步建立、大量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兴起、网络规制力度加大、管网用网水平提高、新旧媒体融合进程加快等因素的影响下，网络舆论格局已出现了积极变化，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成效初现。但也有一些政府官员还是习惯于“被动应对”，采取“拖堵封删”等行政化、短期化甚至暴力化措施。这已被证明是无益于网络舆论生态改善的，并可能引发“逆反”情绪，让舆论生态更加恶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就中国国家治理来说，在网络舆论场中凝聚共识、达成一致是必要的，让不同声音和观点存在也是必要的。建设良好舆论生态，最关键的是要平衡这“一”与“多”的关系，而“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对广大网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尤其是，来自网络舆论场中的质疑、批评和监督声音，无论是善意的还是忠言逆耳的，都应当倾听，并最大限度地包容、接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种寄希望于每个网民都有理有据发表高质量言论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那种习惯限制思想、钳制言论，动辄“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试图让网络舆论场只有“一种声音、一个调子”的做法，更与已经非常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总之，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展现政府形象与政治胸怀，这要有政治智慧，掌握“平衡术”，以不扼杀网络活力为限度。相反，包容“歧见”，维持网络“生机”，用好网络“智库”，也正是治理网络舆论生态的题中之义。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需多管齐下
既要划定法治底线，也要推动网上网下协同治理。
当然，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法治盲区。权利与责任密不可分，任何网络舆论参与者，在享有发布言论、表达诉求、传播舆论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维护网络舆论健康有序的责任，应坚守法治底线，维护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对那些搬弄是非、颠倒黑白、造谣生事、违法犯罪者，或是利用网络舆论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言行，都必须依法进行规范和管控。如果能将网络舆论场建设成为一个尊法和遵法的“法治场”，并逐步树立一套与网络舆论特性相契合、与中国政治结构相适应的“政治正确”，那么这就为建设良好网络舆论生态、凝聚社会共识划出了明确的、不可触碰的“红线”和边界。
还要强调的是，网上政治与网下政治成反比例。中国网络政治在大多情况下是压力型的。正是因为网下意见表达、沟通渠道还不够畅通，或是人为堵塞，言论传播受阻，民众与民情、民意才涌向网络。坊间流行的“上诉不成上访，上访不成上网”就揭示了这一点。这就是说，网络舆论生态不良、共识度偏失，需要在现实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寻找原因，网络空间存在的很多问题是中国转型发展中存量、增量社会矛盾问题在网络舆论场的集中呈现。正因此，要建设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让网络空间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就必须不断提高发展和治理能力，推动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建立健全有效化解分歧、缓释矛盾、整合意见的常态化、程序化制度机制。这是在多元舆论场中不断拓展共识、增进共识、凝聚共识的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