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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舆论场博弈的策略选择
2016-05-05 10:28 来自互联网  审核人:   (阅读:)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发端于互联网的网络语言作为网络空间中的符号系统,其存在标志着互联网虚拟社会和网络化生存的成形。在话语权力的视角下,随着民间舆论场与主流媒体舆论场的分裂加剧,网络语言成为不同舆论场之间话语权力博弈的策略选择。

  网络语言是一种象征性权力

  网络语言生于网络,但在本质上仍是人类社会符号象征系统的一部分。一方面,其使用者是现实的人,所表达的是实际的意义;另一方面,很多网络语言已经从网络空间进入大众传媒话语和日常生活空间,对传统的社会符号象征系统造成冲击。

  布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指出,当权力具有了符号性并施加一种隐形的特殊统治效果时,就形成了象征性权力。象征性权力对既定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起双重作用。在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中,权力通过象征形式的生产和传播,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及社会价值认同。象征性权力也可能被用于意识形态或文化层面的抵抗,以挑战强势群体对社会意识的主导。

  象征性权力的施行是以共享的认识或“误视”为基础的。布迪厄认为,人们对符号的普遍共识,其实是一种误识,象征性权力正是通过被支配者在误识基础上的参与和共谋而发挥作用。误识的产生既有其客观现实基础——符号资本,也有其主观心理基础——惯习。符号资本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信誉,赋予支配者及其话语权力以合法性。惯习则是被支配者对既有社会秩序、生活规则的信奉,通过文化活动进行培养,表现为对社会的信念经验或内在的区隔感。

  象征性权力具有流动性和扩张性,能够在不同阶层和社会组织间发生转移,从而改变传统的社会权力结构,形成新的文化景观。在中国社会,舆论场的分裂打破了主流媒介话语的垄断地位,网络语言开始充当一种挑战性、抵抗性的象征性权力。

  网络语言体现话语权力博弈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认为,一个社会中只有一种话语权的有效表达形式。在制度化力量的作用下,媒介机构作为话语权力的持有者,实际上为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政治经济精英的利益服务。媒介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强势群体的立场、态度和价值观,草根民众的话语权则在媒介话语中被消解。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崛起推动越来越多民众参与到媒介生产中。传播形态出现了自下而上的民众化转向,自上而下、以阶层体系为特征的大众传播,与传播主体多元化的互联网群体传播并行存在,且不乏博弈,在一定层面上打破了传统媒介生态中的话语垄断和结构性失衡。民众从信息的消费者、消极的旁观者向重要的主体和积极的创造者转变。网络空间成为传统公共领域的延伸,而网络语言也成为话语权力博弈的策略选择。

  网络语言具有迂回性和遮蔽性的显著特点。关键词监控等互联网监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网络空间公共表达特定的话语方式和逻辑。迂回、隐蔽的网络语言为言说者争取了更大的话语空间和表达机会。

  信息泛滥的时代,话语权力与吸引注意力的能力成正比。为此,网络语言表现出吸引眼球的特点。在互联网公共话语的生产过程中,公共修辞对实现话语劝服和认同起着重要作用。反讽、戏谑、拼贴、转喻等修辞手法使网络语言鲜活有趣、耐人寻味,形成吸引网络围观的先天优势。同时,这些修辞让网络语言凭借简洁的符号象征形式,发挥巨大的信息储存能力,与互联网碎片化传播的特征相契合。

  网络语言具有强大的衍生性和传染性,迎合了民众狂欢化的表达需求。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基于日常生活时空和狂欢节时空的划分。在狂欢节的时空中,社会的既有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被加冕脱冕、戏拟降格等手段颠覆。相较于现实社会的日常空间,网络空间与狂欢节广场有着很多共同点。借助网络语言进行的狂欢化话语表达,民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从主流媒介话语的把控中释放出来,表现出强大的传播能力和社会动员潜力。网络语言之所以能够占领公共话语空间,正是因为后现代主义的狂欢精神突破了刻板、僵化和静止的教条与等级。

  反思网络语言的话语权力

  近年来,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寻求多元化话语表达的诉求加速扩张,试图通过广泛的参与改善共同体的未来。积极的公民参与使民众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或者说目的本身,而非工具或手段。

  互联网的发展拓宽了公共领域和社会交往的空间,也改变了群体形成及沟通的形式。借助网络语言的特性和话语策略,对公共事务进行意见表达并推动相关议程设置,是公民参与的表现形式之一,能够对社会舆论产生重要影响。

  从“欺实码”、“我爸是李刚”到“我妈是我妈”,众所关注的社会性事件催生出新的网络流行语,进入其他语境下的公共讨论,乃至引发群体性的围观和传播。面对狂欢化的网络语言对主流媒介话语产生的冲击,以及网络空间中充斥的非理性声音,如何正视网络语言的话语权力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网络语言的狂欢化传播促使公共性事件广受关注,甚至通过网络舆论“倒逼”、扭转了事件走向和议程设置框架。但可以肯定的是,走进民众视野的事件并非民意的全部,甚至不是大部分。很多民意诉求被网络空间的信息过载所淹没,甚至被过度娱乐化、碎片化的网络语言所消解。

  网络语言在成为话语权力博弈策略的同时,也可能沦为谋求特殊利益、进行社会投机的工具。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转型建立在解决各种矛盾和摩擦的基础之上。大量社会矛盾的解决和利益的再协调正是转型期的时代特征。网络空间进入和网络语言使用的低门槛性,极易成为个别利益受损方宣泄不满情绪的场所和手段,造成网络言论的过激化和非理性情绪在网络空间的发散。

  在话语权力的视角下,权力与象征性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传播的民众化转向和话语权力的再分配,在解构原有权力结构体系的同时,也在塑造新的话语等级和秩序。民众可能借助网络语言的特性和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力量争取到一定的话语权力,但也依然面临着诸如草根与精英之间的话语权差异、形式上的话语赋权与实质性权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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